2026年4月26日，北京大学中关新园群英厅内，一场跨越国界关于“生命健康与保险金融”的盛会如期举行。当中国医保体系步入“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自中外学界、行业与管理部门的数百位专家齐聚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主办的国际研讨会，围绕公共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的“双轮”协同机制，深入探索护航“健康中国”建设的最优路径。
会议现场
开幕序曲：打破“天花板”的远见
开幕式由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秦雪征教授主持。他指出了当前改革发展的紧迫性：人口老龄化加速推进，慢性病负担持续加重，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也已从“看得上病”迈向“用得上好药、享有高质量医疗服务”。在基本医保已较好完成“保基本”阶段性使命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医疗保障需求，成为亟待破解的重要课题。
秦雪征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国恩教授的致辞像是一把解剖刀，精准切开了医保体系的现状。他指出，基本医保是“保底线”，解决的是“雪中送炭”；而商业保险则要“创效率”，实现“锦上添花”。刘国恩教授强调，人类重大技术创新都遵循一个铁律：诞生之初成本极高，先由支付意愿高的群体使用，企业收回成本后边际成本下降，最终惠及大众。商业保险支撑高收入人群先行使用，给创新药企提供更高的合理回报。早期采用者产生“正外部性”，全社会共享红利。他直言，商业保险不是在分存量蛋糕，而是在通过分流高端需求、支撑跨期创新，为全社会做大增量。他坚定认为，让有能力、有需求的人通过市场渠道获得高端服务，省下的公共资源才能更好地贴补底线民生，因此能够实现基于正外部性的社会“共赢”。
刘国恩教授致辞
Bernhard Schwartländer教授致辞
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理事会联席主席、北京大学星球健康特聘讲席教授，世界卫生组织前助理总干事施瓦德博士（Bernhard Schwartländer）则以数据敲响警钟，即便中国基本医保覆盖率已达95%以上，但仍有约三分之一的重疾患者因为经济压力而中断治疗。他发问，如何让那些动辄几十万的创新疗法，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
第一单元：公保与商保的“合拍”之道
在秦雪征教授的主持下，研讨会进入了公共医保与商业医保的协同机制探讨。
德国金属工业工会政治事务与政府关系部门负责人Christian Steffen以德国社会保险百余年演变为切入口，指出“全民覆盖+法定公保”是基础，但允许高收入、低风险人群“跳船”投保私人全额险，正在侵蚀团结互济的根基。他强调，医疗不能被简单视作普通商品，市场激励固然必要，却不能取代社会共同体的责任。德国经验显示，一旦优质风险大规模退出公共池子，公共体系的财务压力和信任危机会同步上升。他主张将商业保险限定在增值服务和非核心待遇上，而不是另起一套“平行宇宙”。在他看来，真正可持续的模式，是让所有人留在同一条船上，通过分层待遇而非分裂体系来管理差异。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孙洁教授从全国政协履职体会谈起，坦言“药已经做出来，但很多患者还是够不着”。她梳理了“商保创新药品目录”从顶层设计到落地的政策脉络，认为这是把创新药可及性从“文件上的愿景”推向“支付端现实”的关键抓手。在她的构想中，商保不再只是被动报销，而是前移到谈判桌、临床路径和用药规则设计中。她用大量数据对比医保、个人自付与商保三方承担，直指目前商保在创新药支付中的份额远低于其应有位置。同时，她提醒业界警惕“惠民保万能论”，认为真正托住高价创新药、罕见病药的，必须是一整套更专业、更具精算能力的商业健康险产品体系。
Christian Steffen作主旨演讲(左）孙洁教授作主旨演讲（右）
史带投资顾问（亚洲）有限公司总裁、史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颖把视角落在“雇主”身上，认为企业团体保是中国商保发展中被低估的发动机。她对比中美数据指出，中国只有约三分之一职工享有雇主医疗补充，而保额有限、结构单一，远未形成风险分担合力。她建议，政策端应通过税前扣除、费用化处理等方式，降低企业配置团险的心理门槛。保险公司则要把雇主福利从“单一医疗险”升级为健康管理组合包，让企业真正感受到留才、稳才的价值回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场与价格研究所副所长刘建兴指出，促进医疗健康事业发展需要妥当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要重视市场失灵的危害，也要看到政府失灵的隐患，需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握好效率与公平之间平衡。特别是当前全球医疗技术日新月异，细胞基因治疗、AI医疗等新技术将极大提升人民健康水平，是全球科技产业竞争的重要战场。促进医疗技术创新，需要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市场与改革机制，建立健全多元支付体系，积极发展商业医疗险，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发展。
Mapol Inc.联合创始人、总裁兼首席运营官马春勇结合加拿大实践，提醒中国“只加层、不重构”的风险。他介绍，加拿大公众医疗覆盖住院和医生服务，却没有全国性的统一药保，结果是商业险和个人自付长期处于高位。他特别强调，扩大商业险规模是必要条件，却绝非充分条件，如果没有再保险、风险池和限额设计等“底层架构”，高价创新药依然难以被系统吸收。在他看来，中国现在恰好站在一个可以“从一开始就把结构设计对”的时间点上，完全可以少走一些欧美的弯路。
浙江省医疗保障研究会副会长、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委员会主任，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商业健康保险专委会副主任委员王平洋用浙江多年的惠民保实践，讲了一段“看上去普通，却很中国”的改革故事。他强调，惠民保成功的前提，是医保、财政、税务等部门真正拧成一股绳，而不是各吹各的号。从数据看，浙江惠民保参保率稳定在50%以上、赔付率接近90%，既没有“高开高走”，也没有“昙花一现”。在他眼中，惠民保不是“临时救火队”，而是多层次保障体系中的基础拼图，应当在国家层面获得更明确、更长期的政策定位。
太平洋健康险上海分公司总经理战昱静从一线经营者的压力谈起，坦言商业健康险已经从“卖金融产品”变成“卖综合服务”。她总结出三个明显变化，客户不再满足于单纯报销，更看重就医导航、健康管理等服务；健康险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带有消费属性的日常支出，而非只为罕见风险买单；产品结构正从“低概率大赔付”向“高频次中小赔付”倾斜。这些变化带来巨大创新空间，也让盈利模型更脆弱，因此更需要医保、医院和药企在规则和数据上的协同。
中国人寿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总经理助理张楚站在再保险视角，认为保险与医药产业形成清晰的联动合作机制，建立便捷高效的风险共担与支付协同机制是不可或缺的。他提醒，“双轨制”也许是制约德国当下基本医保体系与商业医疗险达到公益性与市场化良性平衡的核心因素，并不适合机械化搬到中国，因为我国正处于鼓励商保与基本医保错位发展的阶段，既要坚持卫生健康等公共服务的公益性，又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在他看来，商保的价值，一是对临床决策避免受到短期财政政策影响，回归循证医学起到积极作用，有助于医保紧平衡下医疗质量的保证，二是通过再保险风险共担机制作用，把高价创新药、罕见病药品的成本风险进行对冲调节，从而保障广大患者的可及性以及保司经营主体产品供给的可持续性，形成良性发展路径。在这个过程中，社保精算制度的作用发挥对于基本医保以及商保的高质量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法国再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中国区寿险与健康险产品发展部负责人,英国精算师、中国精算师、特许企业风险精算师张婧子以法国和新加坡经验为切入口，强调“谁来划清社保与商保边界”是制度设计的优先问题。她指出，法国通过高覆盖率的社会医疗保险+广泛的雇主补充保险，实现了“基本保障+差异服务”的平衡，新加坡则通过个人医保账户把个人责任嵌入支付结构。她建议，中国要在医保目录与商保清单之间形成清晰分工：医保管“必需和普遍”，商保承接“创新和个性”。同时，税收优惠、团险机制和数据互通都应围绕这个分工重新梳理。
与会专家普遍形成共识，即当前商业健康保险仍存在资源分散、保障能力偏弱、产品同质化较高等问题。正如一位嘉宾所言，商保如果只是简单复制医保目录，便难以体现其独特价值。商保必须去啃那些医保“啃不动”的硬骨头，比如在罕见病保障、自费高值耗材等方面发挥补充保障作用。
第一单元圆桌讨论
第二单元：为“创新”买单，赋能未来医药发展
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教授、院长助理黄成教授主持大会第二单元，聚焦讨论谁为昂贵的创新技术买单？
黄成教授主持
彼得・科金斯基RA资产管理创始人、理合伙人Peter Kolchinsky用一座“双峰高山”的比喻，讲清了全球药物创新的收益结构：科研是山脚，利润是峰顶，而美国和中国分别提供了两侧的“奖杯”。他认为，只要世界上还有一座高峰肯为创新买单，攀登就不会停止；如果未来中国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同步提升，完全可能从“跟随者”变为“主峰”。他详细解释了雇主、保险计划与个人在美国如何通过市场选择共同“投票”，决定一款新药的价格和覆盖范围。在他看来，中国的商保改革如果能够引入类似的竞争与问责机制，就有机会在全球创新版图中占据更主动的位置。
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北大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医疗管理与评价研究部主任刘庭芳教授把三十年健康旅游研究浓缩成几组生动的对比：美国、瑞士、泰国、印度、韩国，新加坡……哪一套路径真正形成了“高质量服务+可持续支付”的闭环。他强调，国际医疗不是“医院有外藉病人就算”，而是以跨境专程就医为统计口径，需要配套的签证、支付、保险和服务体系。在他看来，中国若想把“患者走出去”变成“患者也愿意走进来”，关键在于两点：一是公立与民营能否在治理结构和服务流程上真正做到对标国际；二是商业保险能否以更灵活的产品和结算方式，成为连接国内外医疗资源的“汇流阀”。
Peter Kolchinsky线上发表主旨演讲（左）刘庭芳教授发表主旨演讲（右）
圆桌环节中，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医疗保险办公室主任程琪从北京大学国际医院的实践出发，细致描绘了医院在医保与商保之间“奔走协调”的日常。她直言，医生最怕的是“临床上想用、支付方不敢付”，患者最怕的是“进了手术室才知道报销比例”。为此，医院尝试与多家商业保险打通直付和一站式结算，让患者尽量在入院前就获得清晰的费用预估。她呼吁保险公司在产品设计时，多听听临床一线的声音，把保障条款写得更贴近真实诊疗路径。
北海康成制药有限公司中国区总经理高苏亚代表创新药企业，说出了行业的两难心声，一头是巨额研发投入，一头是进入支付体系的漫长等待。她坦言，药企不惧科学挑战，真正焦虑的是看得见市场却进不去支付。在她看来，商保可以成为创新药迈向临床的“第二扇门”，不必等到全部纳入国家医保谈判后才启动放量。她呼吁建立更加常态化、透明的商保准入与谈判机制，用真实世界数据来证明疗效与价值，而不是单靠一次性的价格压缩。
辉瑞中国区副总裁、市场准入负责人钱云从跨国药企的全球市场准入经验出发，将中国商保视为一块尚未充分开发的拼图。她指出，过去药企的定价与准入策略几乎全部围绕国家医保展开，而城市定制型保险、惠民保以及高端商保逐渐崛起后，支付格局已经明显多元化。她认为，制药企业需要重新学习如何与保险公司对话，从单次价格谈判转向基于临床结局、疗程费用乃至按疗效付费的长期合作。她期待商保在支持真实世界研究、探索风险共担模式上走得更快、更大胆。
鹏瑞利集团有限公司医疗健康首席执行官陈美兰从新加坡和天津项目的双重视角，讨论“医疗+地产+保险”的复合模式。她介绍，在天津，她所在集团正在打造集医院、康养、酒店于一体的健康综合体，商业保险在其中既是支付方，也是服务设计的重要参与者。她认为，单一的住院理赔难以支撑这样复杂的生态，需要引入长期护理险、慢病管理包以及企业健康方案等多种工具。她特别强调，合理分工、公私协同，才能避免“医疗综合体变身房地产项目”的偏航。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国际医疗部运营负责人毋丛谈到，依托广东省国际医疗服务试点落地、港澳药械通等利好政策，国际医疗行业迎来优质发展机遇。她从中山六院国际医疗部的运营细节谈起，坦言国际医疗建设并非单纯的硬件环境升级，更核心的是文化内涵、管理水平、跨文化沟通能力与专业服务人才的综合建设。国际患者对就医流程的稳定性、规范性要求极高，公立医院目前院内诊疗流程已趋于成熟标准化，在此基础上，现阶段正持续完善院前、院后配套服务，例如签证行程咨询、费用预估、多语种标准化医疗文件、跨境回国随访等专项服务。同时，商保直付是一站式国际医疗服务的重要支撑。针对国际患者语言、信任、便捷、安全四大核心需求，搭建专人对接、标准流程、保险协同、增值服务、风险控制五位一体服务体系，持续打磨标准化、高品质、高公信力的跨境医疗服务，助力区域国际医疗服务高质量发展。
北大医院医院管理研究所副所长，Temos国际医疗旅游认证组织中国负责人张琨指出中国医疗的真正麻烦，不是顶层设计太少，而是太多人迷信一套方案能解决所有问题。东西部、城乡之间的支付能力差到哪里去了？硬统一的结果就是谁都将就、谁都不满意。守住兜底这条线，然后放手让各地按实际分层走，才是真正务实的选择。但比设计更烫手的，是协调。药企、险企、医院三方各打各的算盘，生态一旦失衡，药价虚高、过度医疗这些老毛病就会卷土重来。
数字往往比论断更有说服力。2024年，商业险在创新药械市场的支付占比只有约8%，同期赔付增速却持续高于保费增速，这把剪刀差迟早要剪出问题。创新药支付卡在一个死结里，险企没数据不敢定价，医院有数据不愿共享，能处理复杂直付的第三方机构少得可怜。要解开这个结，疗效量化、风险精算、合同可执行，三条缺一不可。跨境医疗也是同样的逻辑，“海药”涉及的适应症管理、不良反应监测，每个环节都是真实风险，公立医院的服务链条普遍接不住这种复杂度。未来的增量或许藏在高净值自付、多层商保与特区政策的交汇处，但前提是把服务链和支付闭环先做扎实，其他都是后话。
恒瑞医药全国商保负责人、总监，新浪健康保险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张斯维指出恒瑞医药深耕本土创新药研发，创新实力已获国际认可，始终致力于让全球百姓都能用上可及、可负担的优质好药。在药企对接大众医疗需求的过程中，商业保险是至关重要的载体。医药商保合作不应局限于准入、支付的单向模式，更要走向深度生态共创。医学已迈入提前防控的3.0时代，不再只是患病后治疗，更需要前置健康监测、源头风险干预。商保可承载健康预警、创新用药等前置服务，跳出传统事后报销模式。未来药企与险企可从整体大健康视角出发，针对非标体人群做差异化保障设计，让创新药借助商保生态真正普惠大众。
第二单元圆桌讨论
第三单元：当精算遇上AI，保险变“聪明”了吗？
Bernhard Schwartländer教授再次登台主持关于“数字未来”的讨论。
科尔尼公司欧洲区医疗健康与生命科学业务负责人Thomas Croisier用一串调查数据，展示了AI在美国保险业中的渗透速度，超过八成保险公司已在理赔、核保和费用控制中部署AI算法。他提醒，与其把AI看成省人力的工具，不如把它视作重塑价值链的杠杆，从后台运营一直伸到临床决策。他特别关注AI在事前授权和利用管理中的运用，指出这既可能帮助医生更快获得支付确认，也可能变成看不见的门槛，影响处方自由。对他而言，真正值得期待的，是把AI与全流程健康数据结合起来，用于早筛、预防和个性化治疗，而不是只用在拒赔和控费上。
安信思托控股集团董事长兼代表董事Bill Totten把自己从打孔卡片到大模型的五十年经历，讲成一部“技术变迁史”。他回忆，当年软件只是硬件的附属品，而如今已成为保险和医疗系统运行的中枢。他坦言自己“不信黑箱”，认为任何声称“只给结论不讲逻辑”的AI都难以赢得监管和公众的长期信任。在他看来，技术的价值不在于多复杂，而在于是否帮助普通人做出更好的决策——无论是医生、核保人还是患者。最后他提醒，与其迷信算法，不如花更多精力打磨数据质量和业务流程，因为真正创造差异的，依然是人如何使用技术。
Thomas Croisier发表主旨演讲（左）Bill Totten发表主旨演讲（右）
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博雅博后、星球健康坐标系统首席科学家陈尔默从“信息不对称”的经典理论出发，把健康保险中的信息拆成公共知识、专家知识和个人私有信息三大块。他认为，AI最有可能做的是把专家知识快速普及化，让更多人“看懂医学”，但个人健康隐私仍应受到严格保护。这种重新分配信息的过程，会显著改变风险定价、产品设计和监管规则的博弈结构。他强调，学界和业界必须提前思考：在AI把部分专业门槛“打薄”之后，保险制度要怎样重新设计护栏，既用好新工具，又守住公正。
法国再保险公司亚太区数据团队负责人来迪辉从再保险公司数据团队的角度，分享了AI在核保自动化中的具体落地。他介绍，团队基于大模型搭建了智能核保系统，能自动处理大约七成原本需要人工审核的个案，极大提升效率。但他也坦言，这一切的前提是有足够干净、结构化的历史数据，且算法输出必须能被精算师和监管者解释。他预测，未来AI会从单点工具演进为全流程决策助手，真正考验的是公司能否建立一套既透明又可问责的技术治理框架。
德华安顾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首席信息官、首席运营官肖萍从IT和运营一肩挑的角色出发，直言“数字化改造最难的是人，不是系统”。她描述了公司在引入AI理赔和智能客服后的双重效果：一方面，客户等待时间明显缩短，简单案件几乎可以秒赔；另一方面，内部岗位分工、考核方式以及合规流程都不得不随之重构。她认为，AI不能只是运营部门的项目，而应该上升到公司战略层面统一规划。真正成功的标志不是部署了多少模型，而是员工和客户是否愿意长期信任并使用这些新工具。
泰康保险集团市场产品部精算师，北美精算师杨塑作为健康险精算师，更关心AI会如何改变“价格”。他指出，“千人千价”，这样高风险人群将面临难以负担的保费压力。他建议可以通过政策调控来维持保险的风险共济属性，如强制承保、缩小费率差异、推动保司间风险共担等机制，保留高风险人群，同时为创新医药产业的发展提供稳定的支付基础。他认为，AI在健康险中更好的应用方向是提升效率和健康管理能力，主动控制风险，改善人群健康。
安永（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司大中华区保险精算投资与风险管理咨询合伙人张佳站在咨询顾问位置，看到的是工具与治理之间的空白地带。她发现，不少公司在AI项目上投入巨大，但缺乏贯穿全流程的风险评估和成本收益分析，结果容易“一阵风”。她主张，从一开始就把合规、精算、IT和业务放在同一张项目蓝图上，避免技术团队单独造城堡。同时，行业层面也需要形成共识：哪些应用是鼓励创新的绿区，哪些场景必须谨慎试点，哪些做法则应列入红线。
赋诚再保险公司市场部负责人、中国精算师、北美精算师张立光从再保险经营角度，讨论了AI与保险行业发展的关系。他认为，要让AI能够有效促进商业健康险行业发展，在尊重个性化发展的基础上必须能够同步建设三样东西：较为合规且统一的数据标准和来源、可较大程度复制的产品经验和成本曲线，以及清晰的风险共担机制。他举例说，AI模型可以大幅度提高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迭代效率以及销售便捷性，但是在行业发展较为初期阶段，传统精算模型配合专业经验还是具有较高的准确度，从业人员不能过度依赖AI模型的输出结果，AI虽然可以帮助快速迭代传统模型，但前提是行业参与者愿意在合规前提下共享部分数据，用“集体智慧”为整个市场打开更大的空间。
第三单元圆桌讨论
第四单元：从“赔钱”到“管钱”，守住健康的关口
最后一单元由北京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亚太风险与保险学会（APRIA）执委郑伟教授主持，主题定格在整合型医疗与主动健康管理。
郑伟教授主持
卫保亚洲有限公司中国区健康保健与产品研发总监Georgi Meihuizen从“活力模型”讲起，把保险公司形容成健康行为的放大器。在他的设计里，保单不再只是赔付协议，而是一套持续引导客户运动、减重、戒烟、改善睡眠的积分与奖励机制。他用多个国家的数据证明，当投保人变得更活跃、更健康，死亡率和理赔成本都会显著下降，保险公司因此有能力把节省下来的资金再返还给客户和社会。他强调，这种“共享价值”模式已经在几十个市场运行，完全可以在中国与本土医保和企业福利体系进行本地化嫁接。
原和睦家医疗北京区总经理，现任新风天域集团首席发展官盘仲莹以三十年和睦家实践为例，问了一个简单却尖锐的问题：“整合医疗，到底先整合什么？”她给出的答案是三件事：服务网络、支付渠道和数据系统，缺一不可。她回顾了和睦家从完全依靠商业保险起步，到与公立医院、创新药企共同探索HMO和按人头付费等模式的历程。她指出，如果医保只盯着控费、商保只管报销、医院只管治病，那么所谓“主动健康管理”只能停留在口号。真正的整合，是让患者在不同机构、不同险种之间无感切换，既不迷路，也不被账单吓退。
Georgi Meihuizen发表主旨演讲（左）盘仲莹发表主旨演讲（右）
随后，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总精算师、首席投资官，北美精算师丁雯从精算和投资双重角色出发，强调健康险要想从赔钱生意变成好生意，必须把疾病风险与资产回报统筹考虑。她介绍，平安正围绕健康体、慢病体和重病体三类人群，分别打造健康促进、慢病管理和专病管理三套方案，让保单真正覆盖“从预防到康复”的全周期。在她看来，只有客户健康了，才能反哺商业价值，形成客户与公司的双赢局面。
泰康人寿总公司政企业务部总经理黄春芳把“主动健康管理”拆成三个关键要素：产品要够长期、服务要能串联、数据要可评价。她指出，一年期医疗险很难支撑持续投入，因此泰康人寿推出了长期保证续保医疗险产品，把十年甚至更长的客户关系锁定下来，向客户提供长期的健康管理。与此同时，企业员福业务本身就有带病体纳入保障范围，这部分的群体需要以健康管理服务来提供风险减量。她认为，“健康保险+健康管理+健康服务”三位一体，商保才能真正成为整合式医疗保险的“总开关”。
人保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马江波介绍，人保健康全资设立健康管理公司，是推动健康管理成为促进健康保险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布局，是落实“全周期、全人群、全链条健康管理”和“风险减量”的重要实践。他认为，保险公司如果只在事后理赔的“买单者”，无法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从“被动赔付”向“主动干预”的转变。因此，人保健管公司正在推进开展一系列具体工作，通过健康产业充分合作和保险主业深化协同，构建“预防-诊疗-康复-护理”全链条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保险与医疗、康复、护理深度融合，打造“防-治-养”闭环，实现从“保健康的人”向“保人的健康”转变。
新浪健康保险研究院副院长严霄提出，整合医疗与主动健康管理是中国传统“治未病”、“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回归，也是近5-10年全球医疗保健系统的重要课题。在中国，“健康中国”已上升为国策，地方政府、保险公司、公立医院以及民间都在积极探索整合医疗和主动健康管理的模式，但总体上没有形成规模效益；在国际层面，德国的GK整合医疗网络模式、Vitality的数字工具激励模式以及美国HSA账户模式也是较为成功的实践案例，其共同特点在于通过巧妙的机制设计覆盖广泛人群。因此，整合医疗与主动健康管理有赖于结合本国国情，通过巧妙的机制设计覆盖广泛人群，从而达到提升医疗保健系统效率的目的。
武田制药全球市场准入战略负责人涂轩道从武田的全球市场准入经验出发，强调支付路径设计得好不好，直接决定创新药能走多远。他认为，在主动健康管理语境下，商保不应只关注终末期治疗，还可以在早筛、随访和复发预防等环节与药企共建方案。通过风险分层和按疗程付费等机制，可以在不增加总体财务压力的前提下，让更多患者更早用上有效药物。他期待在中国看到更多“药+险+服务”一体化的合作，而不是单线条的价格谈判。
第四单元圆桌讨论
终章：向着“高质量”再出发
大会临近尾声，刘国恩教授作闭幕结语。他指出，商业健康保险的高质量发展，既离不开政策机制的持续完善，也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有力赋能，更离不开保险方与保民方的激励相容机制，居民越健康、保险越受益，反之也然。因此，商业保险具有促进居民健康行为、助推预防医疗的经济动力和比较优势。
刘国恩教授作闭幕结语
展望未来，中国商业健康保险正加快迈向与基本医保协同衔接、与医疗服务深度融合、与数字科技互促共进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更强动力。
（文/图：刘猛、吴宛睿、章湖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