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18日下午14:00-15:30，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成功举办Reading Club，本次活动的主讲人为2024级博士生庞皞。

在本次活动中，庞皞分享了Daniel Barczyk和Matthias Kredler于2018年发表在《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上的研究成果——《Evaluating Long-Term-Care Policy Options, Taking the Family Seriously》。

该研究利用美国健康与退休研究（HRS）2000-2010年的纵向数据，涵盖了功能性受限老年人的护理安排、护理提供者特征、护理强度以及代际转移支付等信息，并结合美国各州的医疗补助（Medicaid）政策、护理院价格数据以及人口统计学资料。采用动态异质性代理人模型，构建两代重叠世代（子女为工作年龄，父母为退休年龄）的非合作博弈框架，通过纳什谈判内生化家庭内部的非正式护理决策。模型引入了不完美利他偏好、缺乏承诺机制以及医疗支出和失能风险，利用美国人口普查、HRS和护理院调查数据对模型进行校准。采用马尔可夫链近似算法求解消费-储蓄和赠予决策，并前向迭代生成家庭的遍历分布。通过反事实政策实验，评估非收入调查式的非正式护理补贴、正式护理补贴以及Medicaid改革的影响。

研究发现，非正式护理补贴（每年4,375美元）显著减少了Medicaid依赖（从34.5%降至22.6%），同时非正式护理比例从44.5%上升至61.1%。尽管补贴导致部分护理提供者退出劳动力市场，但税收损失较小（仅增加0.09个百分点的税率），因为主要是低生产率个体退出。正式护理补贴（每年11,460美元）则主要替代了非正式护理（从44.5%降至24.6%），且成本更高（税率上升0.18个百分点）。非正式护理补贴的福利增益（短期消费等价变动0.46%）显著高于正式护理补贴（0.13%），且在所有收入群体中均受欢迎。将两种补贴结合并同时缩减Medicaid，能够实现最大的福利改进（短期0.55%），且对当前在世各代群体几乎获得一致支持。Medicaid扩张（提高20%消费下限）反而导致福利小幅下降，而Medicaid削减（降低20%）虽对低收入父母群体造成损失，但被家庭内部的非正式护理和财务帮助部分缓冲。

该项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与仅关注正式护理或私人长期护理保险的宏观文献不同，研究首次在动态一般均衡框架中同时纳入非正式护理与正式护理的替代关系，揭示了家庭响应是评估长期护理政策不可忽视的关键边际；其次，与静态微观计量研究不同，研究构建了包含利他与交换双重动机的动态非合作博弈模型，允许子女出于预期遗产、当期转移或纯粹利他而提供护理，并通过纳什谈判内生化护理决策，更真实地刻画了家庭内部的策略互动；第三，研究识别了政策影响福利的四个渠道（劳动楔子、保险、Medicaid、家庭承诺），并发现非正式护理补贴通过后三个渠道（尤其针对低收入家庭）产生的正向效应超过了劳动楔子渠道的负向效应，这与儿童照护补贴文献的结论截然相反；第四，研究利用模型反事实地量化了忽略家庭边际会导致的偏误：Medicaid扩张将导致两倍于模型预测的成本增加（因为大量家庭从非正式护理直接转入Medicaid而非私人支付），而Medicaid削减则被家庭内部资源部分抵消；第五，研究基于德国长期护理保险的真实补贴额度进行政策评估，为美国长期护理改革提供了具体的国际比较依据，并发现即使与Medicaid削减搭配，补贴组合仍能获得广泛政治支持。

该研究的政策启示在于：长期护理政策设计必须将家庭内部决策作为核心考量。美国现行的Medicaid虽为安全网，但其收入调查形式扭曲了储蓄激励且技术效率较低。引入非收入调查式的非正式护理补贴，不仅能够以较低财政成本显著降低Medicaid支出，还能通过强化家庭保险功能提升老年福利。同时，针对不同收入群体设计差异化补贴组合（非正式护理补贴惠及低收入、正式护理补贴惠及高收入）可能实现帕累托改进。对于中国而言，在人口快速老龄化和家庭规模小型化的背景下，应重视家庭护理的经济价值，探索建立对家庭照护者的直接补贴制度，并结合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构建“家庭-社区-机构”多元协同的照护体系。此外，应关注护理人员劳动力市场影响，通过灵活就业支持和税收优惠降低照护的机会成本，避免过度挤出女性劳动力供给。